法律故事随笔篇【一】： 梁启超的故事
1926年，梁启超尿血，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，院长刘博士给他做的手术。割下右肾之后，发现只有黑点，没有肿瘤，显然是出了问题。
这件事引起了轩然大波，北京大学的一位教授马上发表文章说《宁信医不如无医》，接着徐志摩也写了一篇措辞激烈的抨击文章《如果我们得病怎么办》。一时间，社会上出现大量谴责医生的声音，大家纷纷建议梁启超到法院起诉大夫。
那时候的协和不像现在的协和，西医在中国刚起步，依然处于风雨飘摇和众多怀疑之中。鲁迅曾在文章里用反讽的语气说：“我告诉医院的朋友，从来都是这样的，不要去招那些没希望、不太好救的病人，因为治好了出去没人关心，但是如果死了抬出去的话，就是轩然大波，医院可能就要倒闭。”
对于这个有明显错误的手术结果，梁启超没有动用法律武器。他在风波之中写了一篇文章，题为《我和医院之间的事情》。他认为一切都是正常的，而且医生的态度、治疗都很好，最后他希望大家支持协和医院。
这件事发生两年后，梁启超又得了病，他依然选择到协和医院去求治，最后在那里病逝。
梁启超当时充分认识到，西医刚进入中国，这是一门科学，如果因为自己的案例而击倒西医，更多的患者将来可能是直接受害者。他没为自己维权，是不是维护了我们所有人的权益？我们几代人是不是受到了后来西医快速发展的恩泽？
法律故事随笔篇【二】： 医生、律师与上帝的故事
再讲一个未来的预言。
如今，大家都认为医患关系最糟糕的是中国。去年我去台湾的花莲，参加台湾慈济中秋节的一个活动。有一个来自美国的大夫讲了一个美国最流行的段子，他说现在美国的医患关系也很糟糕，律师大量存在，他们跟在患者后面，等在医院门口，只要有人治病，就给患者发类似小广告的东西，告诉患者“出了问题找我”。也就是说，律师在怂恿患者跟医院打官司。因此，美国的医生几乎是在律师的监督下生存。监督本身没什么不好，但是当它成了这样一种乱象，医生当然有怨言。
段子是这样的：都说医生死后可以上天堂，有一天一个非常棒的医生上了天堂，他以为上了天堂一定有好的招待，没想到却是上下铺，一屋几个人。然后他就去找上帝：“我们救死扶伤，怎么到天堂之后住宿条件这么差？”上帝说：“对不起，我这儿正忙着准备一个隆重的欢迎仪式，我还要亲自去致欢迎词。”医生连忙问：“什么人？至于您这样？”上帝答道：“律师。”医生一听更生气了：“我一辈子跟他们打交道，总是他们折磨我，为什么律师上来的时候，你还要如此欢迎他？”上帝说：“每天上天堂来的医生有很多，律师这却是头一个。”
美国的医生用这样一个段子挤对律师，我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未来的故事？因为我觉得，中国的医生恐怕也要准备好，在未来的某一天，患者的后面跟着的不再是职业“医闹”，而是律师。当然，我不认为这是一种退步。当一切进入正常的程序之内，患者的后面有法律进行保护的时候，恐怕是进步。
法律故事随笔篇【三】： 先守住底线，然后仰望星空
医疗和法治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？
法律的定义是一个社会最低的道德底线，不是上限，法律从来不承担过高的道德追求或者更完美的境界。但是法律的重要职责也恰恰在于此，一个乱的社会，如果底线不被守住，后果是什么？因此谈到医学的发展，我觉得应该分为三个境界：守住底线靠什么？靠法律。提高底线靠什么？靠自律。但是追求上限靠什么？靠全社会更和谐的旋律。
守住底线的时候要注意一些问题，比如最重要的一个问题：医学是科学，不是神学。结核病菌的分离者特鲁多医生有个著名的墓志铭，上面写着医生的职责：“偶尔去治愈，常常去帮助，总是去抚慰。”
偶尔去治愈，因为有相当多的病，人类目前是治不了的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有相当多的医生在给病人治病的时候必须冒风险，但是科学一定会有失败。中国现在最可怕的一面就是，不允许有任何的过错，厌恶失败，整个社会充满着成功学。
我们不仅不能把医生的努力当作犯罪或过失，还应该表扬和鼓励。好孩子都是夸出来的，好行当何尝不是？这个社会上夸医生的太少了！如果我们都对医生形成一种良性的尊重，同时又有方方面面的约束，自律才能成为现实。
我觉得我们要追求的最重要的结果就是和谐的旋律。中国古人早就强调了，做任何事，圣人从不为大，都是从小的事情做起，才成其大。换一个角度去说，追求更多美好的目标，都要先从守住底线开始。底线守住了，理想才有可能实现。
法律故事随笔篇【四】： 如果“碰瓷”发生在德国
这两天，德国民众的目光因为一起特别的诉讼案，被吸引到德国拜仁州西北部小城安斯巴赫的行政法院中。不过事件的主角不是诉讼双方的当事人，而是一只装在汽车挡风玻璃后面的小小车载摄像头。
原来，诉讼的原告方是一位律师，他因为多次使用私装车载摄像头，向警方提供交通事故嫌疑人的影像证据，而触犯德国个人隐私保护法规，被勒令禁止使用车载摄像装置，并被要求删除已拍摄的所有影像。所以律师先生一气之下，一纸诉状递交到安斯巴赫行政法院，状告拜仁州地方个人隐私保护监管部门，对他颁布“无理”禁令。
作为一个法制健全的西方发达国家，德国社会经常被形象地比喻成一部运行在法律条文上的机器，它的每个零件都浸满了法制的润滑油。而在个人隐私保护方面，其相关法规条款尤为严格，十分成熟完备。任何人在个人隐私受到侵犯时，都可以借助法律武器有效地保护自己的权益。
2010年，全球网络巨头谷歌公司，在德国境内制作谷歌实景地图时，就因为个人隐私保护遭遇到极大阻力。如果不能妥善处理，则围绕实景地图开发的各种软件产品，会面临法律追究。当时被提及的个人隐私数据，包括行人的面容、汽车的车牌、私人住宅的门牌号、门前信箱上的姓名等等，可以说种类繁多，细节丰富。最后这家IT巨头为了产品与市场前途，不得不放低身段，配合德国政府的相应法规，并开设个人投诉通道，小心谨慎地雾化处理在实景取样中可能出现的敏感隐私，才得以过关。
对于个人隐私的保护和尊重，是德国人的基本理念。相对于国内随意大胆的各种街拍，并在公共媒体如微博、微信中肆意地全民晒图，同样的行为在德国极有可能引发不必要的法律纠纷。
然而时至今日，新的问题再次摆到了德国政府的面前。车载摄像头的悄然兴起，使得德国民众重新将个人隐私和交通安全联系到一起讨论。作为追查实际责任人，公正合理地查处交通事故案件的强力助手，这些源自俄罗斯人的猖狂“碰瓷”事故中应运而生的科技小产品，牵扯着德国民众的神经。
而德国媒体在这起诉讼事件报道中，立场也不统一。“慕尼黑地方法院在年前曾使用自摄影像作为事故物证”与“奥地利禁止汽车司机使用车载摄像头，最高处罚可达10000欧元”的旁征博引，同时见诸报端。当个人隐私与交通安全发生碰撞时，理性的德国人最终会给出怎样的答案，我们拭目以待。
法律故事随笔篇【五】：沉默交易与苏格拉底受审
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时期，地中海沿岸的贸易就已经异常活跃。来自古希腊的商人们坐上他们的小船，从地中海驶向非洲的北海岸。他们放下自己的货物，从海滨离开，然后消失。接着非洲部落会从森林中出来，带走货物，留下珠宝、黄金作为货物的交换。第二天，那些古希腊人会回到海岸，取走他们的报酬。
他们不能与对方见面，因为他们双方是敌对的，而且语言、文化不通。但是他们可以交易，因为他们之间相互信任，他们都相信对方会遵守共同的交易规则。
这种奇特的交易方式在历史上被称为“沉默交易”。这种互不见面，没有任何保障的交易为何能够进行？就是因为交易双方都明白，交易必须是公平、对等、不欺诈的，别人给你一些物品用于交易，你就应该按行情给别人报酬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应如此。
同样在古希腊，有一个人的死亡格外悲壮动人，以至于我们今天提起来还感动不已，这个人就是苏格拉底。公元前399年，苏格拉底被雅典法庭以渎神和腐化青年的罪名判处死刑。他的朋友和弟子不满法庭的判决，策划他越狱逃走，结果苏格拉底不肯接受。因为在他看来，法律一旦裁决，便立即生效，即使这项裁决本身是错误的，他也没有权利躲避法律的制裁。
他说：“假定我准备从这里逃走，雅典的法律就会来这样质问我：‘苏格拉底，你打算干什么？难道你以为你有特权反对你的国家和法律吗？你以为你可以尽力摧毁你的国家及其法律来作为报复吗？’”
苏格拉底的死，与其说是苏格拉底本人对死亡的漠视和对生命的淡然，倒不如说是对法律的忠诚和对法律的信仰所致，他是为这种信仰和忠诚殉难而死的。